纽约市议会于10月5日召开全体委员会听证，Anthropic、OpenAI、Google和Meta代表就人工智能风险、安全措施与法律责任在宣誓下作证，SpaceXAI未出席并面临司法执行传票的可能。议会同时讨论第三方验证、私人诉权与举报人激励等地方监管提案，强调将把企业内部承诺转化为可审计、可追责的制度安排。
纽约市议会10月5日举行了一场罕见的全体委员会听证会，Anthropic、OpenAI、Google和Meta的代表在宣誓后就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伤害、安全措施以及监管责任作证。SpaceXAI没有出席，议长朱莉·梅宁（Julie Menin）表示，议会将就该公司未遵守传票的问题诉诸法院。
这场听证会由纽约市议会全体委员会举行，51名议员均可参与。议会在会前公告中说，这是主要人工智能公司首次在近期一系列安全事件受到关注后，面对议会公开宣誓作证。官方委员会议程显示，听证会的主题包括人工智能风险、监管以及保护纽约市民的措施。
听证会关注责任，而不只是模型表现
议员们要求公司说明，当人工智能模型造成严重财务损失、人员伤害甚至死亡时，开发者、部署企业和实际使用者应如何承担责任。CNBC报道，梅宁对公司代表未能明确回答法律责任问题表示不满，称相关回答“充其量令人担忧”。
Google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政策主管爱丽丝·弗兰德（Alice Friend）表示，Google认为现有法律框架已经适用于人工智能；如果某项行为在没有人工智能时属于违法行为，那么使用人工智能并不会改变其违法性质。她同时呼吁建立更全面的联邦框架，以应对人工智能风险及其国家安全影响。
代表四家公司的证人包括Anthropic前沿红队负责人洛根·格雷厄姆（Logan Graham）、OpenAI政策开发与运营负责人摩根·德怀尔（Morgan Dwyer）、Google的弗兰德，以及Meta负责立法事务的人工智能政策主管谢恩·卡希尔（Shane Cahill）。
听证会还邀请了前Google DeepMind研究人员亚历克斯·特纳（Alex Turner）、Anthropic前研究人员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和前OpenAI研究人员丹尼尔·科科塔伊洛（Daniel Kokotajlo）等人。特纳警告说，美国不能只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失配的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人类自己的对手。考克森则批评行业采用“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开发文化，认为这种方式不适合用于构建可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技术。
SpaceXAI缺席，议会准备寻求司法执行
与Anthropic、OpenAI、Google和Meta不同，埃隆·马斯克旗下的SpaceXAI没有派代表参加听证会。纽约市议会此前曾要求五家公司自愿出席；Meta确认参加，而其他公司是在议会威胁发出传票后才同意作证。议会9月28日宣布，已向SpaceXAI发出传票，要求该公司或其人工智能部门代表出席。
梅宁在会上说，SpaceXAI的缺席构成对传票的“直接违反”，议会将“在法庭上追究此事”。会前公告称，如果SpaceXAI不遵守传票，议会可以向纽约州最高法院申请司法执行。
这一程序争议仍未等同于法院已经认定SpaceXAI违法。它反映的是地方立法机构如何使用调查和传票权，要求尚未公开回应的人工智能公司说明其安全和治理安排。议会在公告中援引《纽约市宪章》第29节及议会规则7.150，作为要求出席和宣誓作证的依据。
监管提案包括第三方验证和私人诉权
纽约市议会此次听证并不只是询问企业现有做法，也讨论了可能的地方立法。议会会前公告列出的提案包括建立“全美首创”的人工智能举报人激励计划、赋予因人工智能代理受到伤害的纽约居民私人诉权，以及要求独立第三方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验证。
这些提案的共同点，是试图把安全责任从企业内部承诺转向可审计、可追责的制度安排。第三方验证关注模型是否经过独立测试；私人诉权则可能为受害者提供直接寻求赔偿的路径；举报人机制意在鼓励员工披露内部安全问题。
但截至听证会结束，这些内容仍属于议会审议中的立法方案，并不意味着纽约市已经通过新的人工智能法规。议会此前已经通过一系列与政府使用算法有关的法律，包括设立算法问责办公室、要求市政府在采购和使用人工智能时进行风险管理，以及维护相关人工智能系统的公开清单。
“第三方评估”能否成为可执行的安全要求
纽约听证会把近期人工智能安全讨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推到了地方政治层面：企业是否可以仅凭内部测试和自我声明，证明其模型足够安全。
这一问题在行业内部也已有回应。OpenAI近期提出第三方人工智能评估原则，主张让独立机构参与模型训练、评估和部署的全生命周期审查。该框架涉及审查安全论证、测试关键防护、评估高风险能力以及调查严重模型失配事件。
不过，OpenAI的文件是行业框架建议，不是已经生效的政府监管规则。第三方能获得多少技术访问权限、敏感信息可以删节到什么程度、评估结果是否必须公开，以及评估发现问题后谁有权要求延迟部署，仍然缺乏统一答案。
在法律责任层面，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关于人工智能代理责任的表态也体现了类似方向：人工智能代理不应被当作拥有独立意志的责任主体，监管者需要追溯是谁设计、部署并指示了这套工具。这样的思路与纽约议会提出的责任和诉权问题相互呼应，但仍有待具体执法和司法案件确立边界。
从“模型是否失控”转向“能否审计行动链”
这场听证会的另一个焦点，是人工智能代理正在从生成文本和图像，进入数据库、代码仓库、浏览器和其他现实系统。风险因此不只表现为最终答案错误，也可能表现为代理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调用了不应访问的工具、扩大了权限，或在缺少人工审批的情况下持续行动。
近期，Google将Agent Anomaly Detection推入私有预览，尝试通过推理轨迹、工具调用、执行流程和OpenTelemetry记录，发现权限滥用、资源耗尽以及失控代理等异常。该工具可以把检测结果接入安全响应流程，但Google并未表示它能够在所有情况下事前阻止高风险行为，实际效果也依赖企业是否记录了完整的运行数据。
这说明，监管讨论正在从“模型有没有产生危险内容”，逐步转向“谁能看到它做了什么、谁可以暂停它，以及发生损害后能否还原行动链”。如果企业需要对代理造成的后果负责，就必须能够说明代理获得了哪些权限、调用了哪些工具、接触过哪些数据，以及人类在哪个环节拥有暂停、纠正和回滚的能力。
听证会不是新法律的通过
纽约市议会此次行动的政治信号十分明确：地方政府不愿把人工智能安全完全交给企业自我监管，并希望把第三方验证、举报人保护、透明披露和受害者救济纳入制度讨论。
但从法律程序看，10月5日的事件仍是一场监督和立法审查听证，而不是新人工智能法律的通过。正式证词、委员会记录、提案文本以及后续表决结果，需要在议会文件中分别核验。SpaceXAI传票争议是否进入法院、四家公司在听证会上的承诺是否形成正式政策，也将决定这场会议的实际影响。
更大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快速迭代、代理系统不断接入现实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能够多快建立可执行的责任边界。纽约市议会选择先要求企业公开回答这些问题，下一步则是把听证中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