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披露两起利用ChatGPT协助的“虚假门面”隐蔽影响力行动，分别源自俄罗斯和伊朗，涉及虚构研究平台与伪造记者身份，并通过真实媒体和社交渠道放大叙事。公司指出AI主要降低组织与执行成本，强调需将来源验证、身份审查与跨平台调查结合以应对此类威胁。
OpenAI表示，已封禁两个利用ChatGPT协助开展隐蔽影响力行动的账号网络，行动分别起源于俄罗斯和伊朗。两起行动都试图借助看似独立的组织、研究平台或记者身份，把带有地缘政治和冲突色彩的信息包装后送入目标受众视野。
这份题为《Disrupting AI-enabled “false front” operations》的披露于2026年10月8日发布。OpenAI称，俄罗斯行动是公司过去两年半披露的行动中，首个在其“影响力行动突破规模”（IO Breakout Scale）上达到第五级的案例；伊朗行动则达到第四级。该尺度从一级到六级，用来衡量行动内容突破封闭传播圈、进入更广泛公共讨论的程度。
OpenAI强调，相关内容并非全部由其模型生成。AI更多被用来降低组织和执行成本，包括撰写内部报告、润色文章、生成社交媒体评论、翻译文本，以及模仿不同国家和机构的语言风格。真正让这些行动具有潜在影响力的，是AI与假身份、真实媒体、社交平台和传统欺骗手段的组合。
俄罗斯行动：通过“研究中心”制造本地权威感
OpenAI将俄罗斯行动昵称为“Dark Clark”。该行动使用一批源自俄罗斯的ChatGPT账号，目标覆盖拉丁美洲多个国家，主题包括削弱乌克兰形象、影响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等国的政治讨论，以及经营一个名为Social Research Center（SRC）的自称研究平台。
OpenAI说，行动人员似乎通过名为“Mia Clark”的虚假人物控制SRC，并利用VPN连接ChatGPT，因为OpenAI不允许来自俄罗斯的模型访问。内部报告显示，相关人员讨论了SRC的薪酬、招聘、解聘、人员安排和研究项目，迹象表明他们可能不是简单地与该平台合作，而是在幕后控制它。
更值得注意的是，SRC在拉丁美洲雇用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为一个俄罗斯行动工作。他们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采访、撰写研究文章和制作地区政治经济分析。OpenAI称，研究人员在SRC网站上发现了60多篇文章，其中大多数看起来是原创内容。这种做法比单纯复制网络材料更接近建立一个可以长期运转的“前台机构”。
行动人员还利用ChatGPT撰写或修改有关乌克兰、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内容，并制作假文件、音频脚本和冒充官方机构的邮件。OpenAI的开源核查发现，一些行动人员声称制造的虚假故事后来引发了事实核查或政府否认。
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秘鲁。行动人员声称，他们伪造了来自利马教育机构的电子邮件，诱使学校围绕乌克兰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举行活动，随后再把相关活动包装成“乌克兰向拉美输出极端民族主义”的新闻。OpenAI称，秘鲁、波兰和匈牙利的媒体曾出现与这一说法相符的报道，相关叙事还引发了波兰欧洲议会议员的评论。
在厄瓜多尔，行动人员则声称通过伪造的邮件、音频和视频，传播有关总统Daniel Noboa、乌克兰以及私人军事承包商的虚假叙事。另一个针对玻利维亚的案例涉及一段伪造音频，声称政府将切断拉巴斯供水并宣布紧急状态；开源研究找到了相应的辟谣和官方否认。
不过，OpenAI也提醒，行动人员在内部报告中经常夸大自己的战果，甚至把与其无关的公开事件归功于自己。因此，内部报告中的自我评估不能直接视为行动已经造成影响的证据。公司将俄罗斯行动评为第五级，是基于部分虚假内容确实进入公开传播、引发事实核查和政治人物回应，而不是接受了行动人员的全部说法。
伊朗行动：七名“记者”把文章送入网络媒体
OpenAI将伊朗行动称为“Bogus Bylines”。该网络使用源自伊朗的ChatGPT账号，主要以波斯语提问，同时生成英语和波斯语内容。行动人员使用七个虚假记者身份，向世界各地约十多家国际事务、地缘政治和中东议题网站投稿或寻求转载。
这些身份包括Ervin B. Hoskins、Noah Lamington、Sophia Gonzalez、Michael Harrison、Ericka Feusier、Jenny Williams和Alice Johnson。部分人物被包装成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自由撰稿人，拥有关于国际政治、人权或中东事务的虚构履历。OpenAI称，针对其中一个身份，行动人员甚至要求ChatGPT直接撰写记者简介。
OpenAI通过开源调查识别出近100篇由这些身份发布或转载的文章，最早可追溯至2025年7月，最新文章出现在2026年10月。文章数量在2026年3月美国与伊朗冲突爆发后明显增加，主题大多围绕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也涉及美国政治。
文章本身未必都包含明显虚假信息，但它们被放在虚构作者和虚假背景下传播，目的是让读者误以为内容来自独立的西方记者。OpenAI说，部分文章还得到相关媒体社交账号的推广，从而获得原本难以触及的受众。公司将这一部分行动评为第四级。
与文章投放相比，该网络批量生成的社交媒体评论影响较小。行动人员把帖子截图或原文交给ChatGPT，要求模型生成一批立场一致的回复，再在短时间内发布。部分评论集中攻击批评伊朗政府的媒体，另一些则围绕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停火和外交政策展开。
OpenAI没有发现这些评论形成主导性传播。已识别的评论通常只占原帖评论的一小部分，点赞、浏览和回复数量也多为个位数或两位数。行动人员还使用一种有误导性的计算方式评估效果：他们统计的是评论所在原帖在发布评论前后的浏览量，而不是评论本身获得的浏览量，因此明显放大了所谓“影响力”。
AI提高了效率，但没有替代传统的欺骗结构
OpenAI的判断是，这些行动最重要的变化不在于出现了完全由AI自主运行的宣传机器，而在于AI让传统的影响力操作更容易复制和扩张。虚假记者、前台组织、假文件、社交账号和媒体投稿等做法在生成式AI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模型则帮助行动人员更快地完成翻译、润色、批量生成和内部汇报。
这也是“虚假门面”模式的核心风险：受影响的可能不只是社交媒体用户，还包括媒体编辑、研究平台员工、当地记者和其他并不知道幕后操作者身份的人。一个外表正常的机构一旦被当作信息来源，背后的操作者就可以借助真实人员和真实出版渠道获得额外的可信度。
OpenAI将这两起行动与早期的网络影响力案例相比较，包括2016年至2017年出现的虚假记者“Alice Donovan”，以及2020年被曝光的“PeaceData”假新闻网站。公司指出，这类行动在被曝光后往往会停止，因此公开披露本身也是切断传播链的一种方式。
在技术层面，OpenAI近来提出的第三方AI评估原则也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仅靠模型发布前的测试，难以判断模型在真实工具、平台和社会环境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对影响力行动而言，外部研究人员需要核对的不只是文本是否由AI生成，还包括身份是否真实、传播路径是否协调，以及内容是否被人为操纵后进入真实机构。
与此同时，OpenAI正在推进文本溯源和隐形水印方案。但水印最多提供概率性的来源线索，无法证明文章真实、准确，也不能单独揭示幕后操作者。对于这类“假记者”和“假机构”行动，来源验证必须与事实核查、组织透明度审查和跨平台调查结合起来。
公开披露之后，仍有几个问题待回答
OpenAI表示，已将两起行动的信息分享给相关政府部门、行业伙伴及适当的情报共享渠道，但没有公布所有涉事组织的身份，也没有披露每一条内容最终触达了多少人。伊朗行动是否由某一个可识别的商业客户或国家机构直接运营，同样仍未确定。
俄罗斯行动中的SRC员工是否已经知道幕后控制关系、当地媒体和研究平台将如何处理已经发布的内容，也有待观察。对于那些已被事实核查或官方否认的虚假叙事，公开澄清能否触及所有曾经看到原始内容的受众，更是长期问题。
这两起案件说明，AI影响力行动的风险不能只用“生成了多少条内容”来衡量。真正关键的变量，是内容能否穿过平台边界，进入真实媒体、真实组织和真实公共讨论。当AI让虚假身份更便宜、更流畅、更容易维护时，防御工作也必须从识别单条内容，转向审查身份、组织、传播网络和利益关系。
来源：OpenAI官方披露《Disrupting AI-enabled “false front” operations》；Unite.AI相关报道；The Record关于Meta所披露伊朗影响力网络的背景报道；OpenAI此前关于俄罗斯隐蔽影响力行动的披露。